清扫村里的街道，但那机会不常有，且杯水车薪。穆朔家主要的生活

北京90后拆二代最见人心从除了医院就是拆迁

北京90后拆二代：最见人心处 除了医院就是拆迁 乘出租车去过渡房的路上，母亲一直哭，父亲低声劝慰。出租车司机沉默地开着，一眼都没有看他们。穆朔说，那些天，从北京东五环外的东坝打车出来的人都这样，司机可能是见惯了。 这一天，穆朔告别了居住20年的老屋，驶向另一种崭新的生活。从3套安置房、300万补偿款所能预示的东西来看，这种生活将是富足而安逸的。它在此刻已经揭开了一角。从前，穆朔一家几乎从不打车。这次，拦下出租车的时候，母亲的手势十分自然，谁也没有觉得这是破例。 这就是他们的新生活了。可当极致的欢喜和极致的悲伤，在同一瞬缠绕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一道激烈的电流把泪水彻底分解，一切都不存在了。很多年后，穆朔回忆起那时的心情，只有一个词，空洞：母亲空了衣柜，他空了书桌，屋顶上父亲空了鸽子笼，旧梯子还搭在屋檐下。 穆朔昔日的家位于东坝乡焦庄村。21世纪初的东坝，与咫尺之遥的北京市区在心理上有鲜明的隔绝感。人们把去半小时车程的管庄叫“进城”，并以娶到“北京媳妇”为荣，直到推土机把城市和农村的界限荡平。2010年，穆朔一家居住的焦庄村跟上了东坝拆迁潮。商贸中心、使馆区等美好规划，使这个地方一直没逃过舆论之眼。2014年，一张“东坝拆迁天价补偿表”在网上流传，“一夜暴富”、“千万身家”、“新贵”等字眼，一度把这种关注推到潮头。随之而至的种种好奇、艳羡、甚至嫉妒的揣测，却让这些站在城市边缘不知所措的村民，再一次感觉与这个庞大城市依然界限分明。 “他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人。”这个年轻人的口吻里有深深的无奈。 早晨7点多，穆朔一家3口，在房间里、院子里、柿子树下，反反复复徘徊，这是他们拥有老屋的最后一个小时。按照约定时间，拆迁代表将在8点半上门，他们会在薄薄的一纸协议上签字，完成最后的交割。 之后，会有一辆推土机开过来，把房子像孩子推倒积木那样轻松地摧毁。他们没有留下来见证告别的一刻。签完字后，他们迅速、甚至有些仓皇地“逃离”了昔日的家，推门的那一瞬，父亲叹息，母亲哭了，谁都没有回头。 那一幕让穆朔至今耿耿于怀。“那个拆迁代表”，他回忆，“签完字想进去看看”，他不要钥匙，就这么“咣的一脚”，把一扇上锁的卧室门直接踹开。 虽然，那时的房子已经搬空，在法律意义上，已经不属于他们，并且即将成为散落一地的砖块、瓦片和碎玻璃，似乎已没有理由再去珍惜它。可是，拆迁代表的那一脚，仍然像是踹在了他们的心里。穆朔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“这毕竟是我们的家啊”。为了离开这个家，他和父母已经等了很多年。 出租车向前开着，车轮驶过推土机碾出的辙印，两侧是建筑垃圾吹起的沙尘。生长于斯的穆朔已经不认识这里了。 那一年，穆朔20岁。他是90后、大学生，并在此刻拥有了新的身份：拆二代。他不熟悉这个身份，它就像车窗外陌生的景色那样使他困惑，在长久的未来，他将与这个身份共处，并继续困惑下去。 命运朝夕惊变 穆朔清楚记得，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周五，毒日头快要淌下满地火焰，他午饭后刚刚进宿舍，汗都没擦干，就接到母亲的电话，“咱家决定签字了”。 漫长的拆迁拉锯战折磨着母亲，考试的压力折磨着儿子，母子俩都有些疲惫，没有多说。 “你今晚就回来，明天交房，搬家。”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怆然。 穆朔放下电话，在走廊里多逛了一会儿，从这头走到那头。拆迁这段时间，家里任何来电，穆朔都会去走廊接听，不让宿舍几个兄弟听到。那时他靠学校的贫困生补助生活，每月只有400元，不买新衣服，不请室友吃饭，见到人也不愿主动搭话。 穆朔的父亲早年开出租，后来高血压，身体撑不住，就待在家里。母亲一直没工作，村委会有时会派给赋闲的村民一些活计，譬如清扫村里的街道，但那机会不常有，且杯水车薪。穆朔家主要的生活来源，是平房空余房间的租金，每月3000多块，在村里属中等水平。 “快点快点拆了吧，拆了这辈子就不白忙了。”寒来暑往，母亲的唠叨不变。漫长的日子里，他们无比盼望拆迁。 从穆朔记事起，东坝9个村子就没人种庄稼，村民大多靠房租维生，打一两份简单的工，并定期从村里领取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。生活很简单，但开销并不小。给他攒学费是一方面，人情往来的花费也不是小数。焦庄村穆姓是大姓，相互称谓都是兄弟子侄，关系网织的格外紧密，红白喜事必须随礼，一个月这类花销少说要几百块。 他骑着自行车赶回家。父母已清理好房子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。只是门板上量身高的痕迹还在，墙上的海报也没有撕掉，以往狭小的房间反而突然显得空旷。十来只鸽子都送给了别人，笼子的铁丝门在风里摇摇晃晃，开了又合。 这辆老式吉安特自行车陪伴了他十年。高中时，穆朔父亲还在开出租车，清晨把他和自行车一起载到学校。晚上父亲要拉活，他就自己从东直门骑回东坝，15公里，需要1小时。他在夜幕下边骑边想，这叫什么日子，以后得玩命挣钱啊。 冬天，冷风在他的手指上打出红色的冻痕，也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扫过每一间房，炉子和被子都无法庇护瑟瑟发抖的人。每逢这时，父亲会咒骂这个老房子。伴随殷切的感慨：什么时候搬到楼房里就好了。 “老张家哭惨了，对着房子跪在地上哭啊。老李家闹了笑话，房子都交了又说丢了东西，非得回来找。”最后一晚，母亲翻来覆去念叨，讲的全是别人家的故事。穆朔这时候想起来，父母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。 “以后的日子就好了，你也能过好了，那也得好好学习呀。”隔着饭桌，母亲打量着他，是欣慰的语气，可是转身回屋子时，分明地流下了一行眼泪。 盘子里盛着肉，这在他家的饭桌上并不常见，可那天谁也没什么胃口。 穆朔家签字的时间不早也不晚。当时焦庄村的垃圾没人收了，飘出咸涩的味道。房子有没拆的，拆了一半的，即将拆掉的，胡乱摊在地上。闻讯赶来作最后一次搜罗的小贩，拉着车绕着村跑，车上喇叭声尖叫：收家具啦，收家具啦！ 家园不再熟悉 贫穷、枯燥的生活中，拆迁的消息像幽灵，几年前就开始盘旋。村民的焦灼情绪，早已一天比一天强烈，并在拆迁前一年爬到了顶峰，飘忽的传言逐渐被一则又一则“内部信息”勾勒完整。最详细的版本是：村委会的一位女领导开完了乡里的会，回家告诉亲戚，说上边已经有了指示，村子马上就要拆迁了。 消息在很短的时间传遍全村，最初的亢奋过后，村民迅速忙活起来，绞尽脑汁地在小小院落的每一寸空间加盖房屋。这是他们从早一些拆迁的村庄那里收获的经验：用大棚把院子糊满，再在屋顶上加盖第二层，甚至第三层。还有趁着天黑，把自家院墙不露痕迹地外移。这在正式拆迁时都计入补偿面积。穆朔家补盖的屋子总计21间，拆迁面积500多平米，扩建的部分约计300平米。 当时，他家只是封了院子，搭了阁楼，并没有盖二层，这个做法在村里极保守。穆朔说，父母都是老实人，怕罚款，再说也拿不出钱了，这次花的两万多是全部积蓄，“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”。关于扩建究竟算不算面积，父母担心了整整一年，争执了一夜又一夜。 烽烟从那时候悄悄燃起。一个一两百户的村子，骤然间集体爆出建房需求，附近的施工队根本不够用。最初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人家，更多村民眼睁睁看着别人家扩建。平房的地基浅，上头加盖的楼层看起来十分险峻。“那种心态就是恨不得你家盖完就塌了。” “那时候谁也顾不上谁。”穆朔回忆。街道斜对面的大伯家最早动工，理都没理他们。后来，他家托了在建筑队工作的干亲帮忙，开始扩建。这时候邻居还没找到人，进进出出“眼睛都红了”，听说急的吃起了牛黄上清丸。 这种焦虑、敏感，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，在拆迁公告正式贴在村委会门外的那个盛夏，演绎到了极致。 东坝乡不少村民同姓同族，“一直很抱团”。分发的米和油份量少了，就纠集几十个人跑到村部里闹。可真正关乎命运的大事砸到头上时，村子呈现的是一种彻底的沉默。拆迁，多少年一直是村民最急切的盼望和最热的话题，瞬间变成了所有人闭口不言的忌讳。 “最重要的原因是恐惧，怕被举报，所以互相都盯着防着。”穆朔说。 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违规行为。扩建是第一条，还有找关系挑高测量面积，修改孩子年龄，假离婚增加低价房名额等。这些无法证实、并被当事人竭力否认的消息，一直以流言的形态飞来飞去。它们让“没有门路”的父母心力交瘁，感觉“别人家占便宜就意味着自家吃亏。” 焦庄村当时的拆迁政策，是按照测量的面积给予补偿款，并购置回迁房。低价房按照户口人头数分配，4000元一平米，剩余的拆迁款可以自愿购买8000元一平米的高价房，这是摆在桌面上的政策。但每平米补偿款能谈到什么价格，则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。早搬还是晚搬，家境是否困难，都是考量依据。村民们据此进行着种种朴素的博弈。 当时，村委会在村东边体育场旁边清出了三间平房，作为拆迁办公室，十几个人的工作组驻扎在那里。这三间平房成了全村人牢牢注目的焦点。村民络绎不断上门，陈述自家的穷困，哭着说有生病的老母亲要奉养，以及许多可以获得同情的理由，争取签下比别人稍稍高一点的数字。 在拆迁办门口，村民们天天遇到彼此，热切的寒暄消失了，大家无声地擦肩而过，抹不开就点点头。 穆朔家搬走的两个月后，整个村庄夷为平地。焦庄村近百年的历史，到这一刻突然停止了。属于村子的风俗规制，却在回迁新居的小区里坚韧地运行着。每个月红事白事的大棚，搭在了小区门口的马路上，鼓乐声顽固地喧嚣，流水席从中午热闹到傍晚，期间所有的车都得绕行。村民笑着推搡，敬酒塞红包，热情一如从前。忘记了漫长时间轴中间的小小一段，曾有一季无人愿意提及的严冬。 金钱炙烤亲情 拆迁款实实在在落在兜里的时候，是穆朔一家搬到过渡房的半个月后。那是一张深红色的存折，北京银行。父母打车到门口，匆匆跑上楼，把存折从掖得很深的口袋里取出，郑重地放在大衣柜抽屉的最底层。 彼时穆朔还不明白这沉甸甸的数字意味着什么。有狂喜，有惊惧，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。“或许，这就叫一夜暴富吧。”他在日记里这样写。可生活的重重矛盾却先于喜悦出现。 “他们极其不放心，极其恐惧。”穆朔回忆说，尤其是父亲，“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钱。”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。对父母来说，抽屉里的不是存折，是两个老人的命。就像二十年前把他生出来一样，父母下半辈子的使命，就是怎么想尽办法，把命一滴不漏地续到儿子身上。 暗淡生活突然注入耀眼的财富，对整个贫穷的家族来说，太夺目了，注定使父母这种期待障碍重重。从拆迁的布告贴出后，二姑满脸笑容拎着水果敲开家门的那一天，父母心里的刺就竖了起来。 甚至他自己也耿耿于怀：家里本来应该有6套房子的。 13年前，因为一个全家都忘记了的理由，穆朔二姑一家把户口迁回了爷爷的祖屋，也就是穆朔的家里。现在，户口簿上薄薄的几页纸，等价于3套房的补偿款。这使二姑当初的举动怎么看都像一个“设计好的圈套”、“今天才明白她到底是什么目的”。尤其是，当初二姑要回村落户口时，对街的大伯家直接拒绝了，才办到了他们家里。 二姑坚持要她的那部分权利，理由很直接也很现实，儿子长大了，迟早要娶媳妇，可家里的房子又小又旧。父亲的反对激烈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出去这么多年，儿子都20几岁了，你还回来要祖产？这在父亲的观念里，或者说在农村的约俗里，是件不可思议完全没道理的事情。 当时焦庄村争夺财产之事迭起，亲戚反目成仇，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情不少。有一家甚至闹上了法庭，和穆朔家的情况很类似：嫁出去的女儿要分家，最后官司输了。穆朔周末回家时，总能看到父母愁眉苦脸地计议这件事情，多半是母亲在劝说父亲：她家户口在，打官司多半要输，房子没了亲戚也做不成了。二姑是搞教育的，孙子上学说不定能帮上忙，绝了这门亲戚不值得。 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决定。可是直到去拆迁办正式登记在户人数的那天，父亲还在犹豫，虽然那仅仅是一道流程性的手续。穆朔后来听母亲说，父亲回家的路上就发火了，嚷嚷着找二姑要钱，“白得3套房？”、“天下哪有这么方便的事！”、“空手套白狼！” 或许出于某种报偿心理，此后二姑频频拎着吃的上门，两家走动更频繁了。可穆朔知道，这是他们家尤其是父亲永远的心结，他觉得二姑一辈子都欠他的。 “最见人心之处，除了医院，就是拆迁。”说这话时，穆朔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每逢亲戚聚会吃喝，掏钱买单的总是他们家。借钱的电话也纷沓而至，理由都是急用，不容推拒。5万，6万，最多的时候，一次要借20万。 穆朔很烦这类事情，他不想听，更不想管。但总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低声争吵，最近的一次仿佛是舅舅4年前借了5万，至今都还没还。而且，“大概永远也要不回来了”。 ▵穆朔喜欢从新家的窗口眺望远方 对家族亲情，穆朔的父母像走钢索一样，用最多的礼貌和最少的损失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。但对外人，这种防备心态立刻演变成深刻的猜疑，和冰冷的拒绝。穆朔能理解父母的感受，他觉得，那时老人的过度敏感，“很大程度是环境逼出来的”。 亲情的考验只是一方面。拆迁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仿佛为拆迁户量身订做的高息理财方案一时风行。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们，根本无法抵挡推销员的巧舌如簧与合同上的字里乾坤。饭桌上，父母经常聊起一些设计精巧、扑朔迷离、令他们很是惊恐的骗局。譬如穆朔家的老邻居就是因为看不懂理财合同，直接签了字，20万打了水漂。近在咫尺的教训，让父母握住钱袋的手非常紧张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 同样担忧的穆朔也曾叮嘱过父母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可他绝没有料到，这些带着敌意的箭矢，却掉转头射向了他的爱情。那是唯一一个让穆朔动心的女孩。 女孩是安徽人。对父母来说，这就是一票否决的理由。拆迁之前，焦庄村青年的婚娶遵循简单的逻辑：儿子娶到“北京城里人”，父母在村子里昂着头，娶东坝媳妇算不高不低，要是娶了外地人，父母出门是抬不起头的。 拆迁财富带来的和防备心和膨胀感，使这种逻辑被格外强化。和他预想的一致，母亲听说女孩的事就急了，让他马上分手：“外地人，一看就是冲咱家房子来的。”后来，穆朔寻找父母心情较好的空隙，慢慢地介绍这个女孩。她温柔，漂亮，幼师毕业。父亲搞工程建设，母亲卖服装，来北京没多久，爸妈帮着在燕郊最豪华的小区买了房子。可这些让父母反对的理由更加斩钉截铁：“做生意的人家，肯定精明，要是骗咱家的房子，你斗的过吗？” 一次争吵中，穆朔急了，试图和母亲“讲道理”：母亲16岁从山东嫁到北京，嫁给作为北京人的父亲，夫妻感情很好。“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呢？”可所有的理由都像扔进深渊里的石头，没有回音，有的只是令他绝望的逻辑在重复：“她是外地人，她找你就是骗你的钱。” 就连例子也是现成的。村里一个30多岁的小伙在拆迁前娶了媳妇。搬到回迁房后，就恢复了形单影只的状态，据说被媳妇骗走了很大一部分财产。现在他在小区里推着三轮车收垃圾，形容有些憔悴，和他说话，他不回答，眼睛里透出茫然。“他受了刺激，脑子不清楚了，见谁都是一副表情。”穆朔说，“可怜的人”。 穆朔用手肘撑起脑袋，声音有些无力：现实中，没有人会因为车祸发生率而不出门。其实，父母没有见过那个女孩，他不明白，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巨大的敌意。 矛盾爆发在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儿子长期的不妥协激怒了父亲，打电话把家族近十口亲戚都喊了过来。全家围在客厅里，父亲指着墙，说你现在就发短信分手，否则我就撞死在墙上。母亲在哭。 所有的亲戚一起指责他，死死围着他，不让进屋，更不让出门。撑到9点多，穆朔流着泪发了分手短信，然后关机。他想喊，想咆哮，甚至也想撞墙。 一头叫压抑的野兽撕咬着他的心。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穆朔感觉自己“活的不像一个人了”。 前来劝他的还有同族堂妹和姨家表弟，也是拆迁户。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财产不外流，家人竭力撮合两个人结婚，他们就结婚了，孩子已经4个月。4个月的孩子会笑会闹，很招人爱。现在弟妹和姨妈姨父住在一起，老人帮他们带孩子。天气晴朗的中午，姨妈会像从前住在平房里那样，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，和街坊邻居攀谈，得意地听他们夸奖怀中孩子是多么可爱。 这是穆朔的父母日夜渴盼的画面，可他们的儿子至今单身。“我真的不知道拆迁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这不是装逼，而是，你不能明白，这个事情，会扭曲人的心态到怎样一种程度。”穆朔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说。 他后来再没见过那个女孩，除了在支付宝的联系人头像上。现在，女孩的头像是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，三个人依偎在一起，笑得很幸福。 穆朔的幸福却再也找不到了。 烙印无法抹去 穆朔后来被拉着相过两次亲。他未曾料到，“拆二代”的背景，竟使他的情路格外坎坷。“感觉她们就是重视这个身份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”他摇头叹气。 穆朔自承相貌丑陋，身材矮小。第一次相亲的女孩对他淡淡的，发微信都是简短几个字，几乎从来不带标点符号。聊了几天之后，他把拆迁的事情告诉了女孩。却发现她一下子热情起来，开始主动给他发很长的微信，并时不时配上一个卖萌的表情。 这让他的心里立即浮起警惕。很快，他就找了个借口，删掉了女孩的联系方式。 第二个女孩正相反。她在三环胡同里长大，家境不错，在银行工作。女孩起初就知道他是拆二代，但对此没太多反应，这让穆朔安心。可又从她的言语间，经常感觉到某种似有若无的不屑：我和你不是一路人，要不是你家拆迁，你哪儿配得上我。 他陷在自我怀疑的漩涡里，无法释怀，这让他和女孩普通的交流变得很累。没谈多久，他们也分开了。 自此，穆朔十分抵触相亲。“我只是想找一个真心知我爱我的伴侣。”他认真地说。可他也搞不明白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 正是两场失败的相亲，让穆朔避无可避地意识到拆二代的身份，给他打下了何等深刻的标记和烙印。至少，在最初几年，那是一种混杂着自信与自卑的分裂感，日复一日拉扯着他的心情。“日子漂着浮着，不真实，也不好受。” 拆迁尘埃落定不久，穆朔拿到了驾照，并幸运地摇上了号，买车旋即提上日程。父母给了他20万元的预算，还说只要他可心，30万也行。去4S店看车的路上，穆朔满心雀跃。“和穷人买车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，钱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。”这种从未有过的底气让他感到新奇而满足。直到销售人员闲谈间问他：“你家里是干什么的？”他立刻语塞了，兴奋消失，不知道怎样回应。 “还是太敏感了，怕人家猜到拆迁的事，其实怎么可能呢。”他说，这种心态不仅仅是防备，还有一种奇特的羞愧，仿佛拥有的太快太容易的财富，是件不好意思的事。 父母的心情和他差不多。在适应新生活的日子里，他们扒着陌生世界的门沿，谨慎地向里面窥探，刚迈出一步又迅速地退回去。 领到拆迁款不久，母亲去华堂商场买了一件800块的衣服。这是超出老人以往想象能力的消费，从前她所有的衣服都来自村集市的货摊，十几块或几十块。当晚，母亲对着镜子试衣服，笑得很开心。可后悔在转瞬之间袭来。晚饭时，母亲有些食不甘味。睡觉前，终于忍不住开始唠叨，到最后几乎痛心疾首：怎么能那么糟蹋钱呢？ 这件退不回去的衣服，至今躺在家里的白色大衣柜里，母亲很少穿它。 从这开始，再也不肯买贵衣服的母亲，却爱上了买首饰，全都是金饰，很少戴出去，就放在家里摆弄，美滋滋地。穆朔揣测母亲的心思，是觉得日子好了，想过的漂亮一点，但实在舍不得花钱。在老人的观念里，买金子不算花钱，那东西是硬通货，可以保值。 “将来传给你儿媳妇吗？”一天，看着母亲对镜欣赏她的宝贝，穆朔打趣。 “不给。”母亲坐直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那些是要留着压家底的。” 尽管经济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穆朔的父母仍然坚持着由奢入俭难的朴素信条。甚至，他们的自制与自省，比以往更加主动而严苛了。穆朔知道老人在怕什么。实际上，在穆朔的村子里，就有认识的人拿着拆迁款去赌博，搬到回迁房之前，钱就输的一干二净，其人现在已经杳无音讯。父母担心，一旦在生活上稍有放纵，便会“越来越经不起诱惑”，随后那样的命运就将落在他们头上。 从前很爱打牌的父亲，有一次输了几百块钱，干脆而永远地戒掉了几十年的老嗜好。 父亲如今在家闲居养病，唯一的消遣是骑着车到处逛。多半是去顺义跟人聊鸽子，那是他仅次于打牌的爱好，也因为迁到楼房无奈地放弃了。路程太远，为了骑着舒服，父亲买了辆1万多的山地车，可他很快发现骑这车还不如旧车自在。他不敢把车停在视线之外，哪怕一分钟。无论多长的楼梯，父亲都要把车扛进室内，一步又一步。 母亲原本是家庭主妇。拆迁之后却去当了公交站清洁工，一个月挣1800多元。周围的人很诧异：你们要房有房要钱有钱，怎么还去扫厕所？母亲只是笑笑。这是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落差感。可穆朔知道这份工作是母亲的定心丸，在忐忑的生活中，这味药对她非常重要。 钱少了想钱，钱多了又会为钱所累。穆朔觉得，这句话道尽了他家二十多年的两段生活。他不知道后一种困局何时才能挣脱出去。但他一直在用力地尝试。 慢慢地，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开始打开自己，并逐渐被同学接受。他不否认金钱带来的底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他越来越频繁地请客，室友需要借钱时也不再说不，什么时候还钱一点都不计较。 第一次把车开进学校的心情是犹豫的，那是一辆18万的SUV。尽管有此前消费能力逐渐改变的铺垫，他还是担心新车会太过张扬。一番心理建设后，他带最亲近的室友们看了他的车，他们啧啧称赞，说你小子可以啊，就轻轻地拂过去了，并未如他害怕的那样成为谈资。在笑闹中，他放松下来。后来，他经常用车载着同学，一块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。 一直以来，他那么害怕同学从各种端倪猜出自己的身份。可是跨出第一步之后，一切仿佛变得简单起来。 大四期末考结束后，穆朔全班去海滨城市毕业旅行。傍晚，十几个兄弟围坐在海滩上，烤一只小羊，喝啤酒。酒过几巡，大家的话多起来，聊的最多的是未来。 伴随着离别的伤感、酒精的冲动，以及一些讲不清的复杂情绪，穆朔说出了这个巨大的秘密。 “牛逼！”同学齐声祝贺，杯子撞过来，溅出不少啤酒。一只强壮的手拍的他一个趔趄。 话题转移的很快，兄弟们开起了其他玩笑。在一连串的笑声里，他哭了，眼泪混在笼罩的别绪中，毫不突兀。 那一瞬间，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。 未来依旧迷惘 带着逐渐愈合的自卑和越来越坚硬的信心，穆朔毕业了，开始走向社会。 穆朔的大学专业与汽车相关。和班里不少同学一起，他去了汽车集团工作。公司要求新员工在一线实习半年。他形容那半年“把一辈子没吃过的苦都吃了”。流水线上，他要保持蹲姿一整天，把公交车侧面的三合板钉在钢铁框架上，一天下来十几辆公交车，半年打了10万颗钉子。 实习期结束，坐办公室的“好日子”即将开始时，穆朔辞职了。同事都不理解这个看似太过突然的决定。 穆朔有他的想法。实习期间，他渐渐感觉到，在这个以“稳定”为招聘卖点的汽车集团，岗位职责非常狭窄，升迁基本靠熬，能喝酒提一个副科，过两三年提一个正科。他不想在这里眼睁睁看着青春死去。 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。高考前，穆朔想报考某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系。被父母愤怒地否决了。在村子里，兽医的概念，就是走街串巷给猪和牛看病的赤脚医生。他们不能接受儿子选择这个“丢脸”的行当。穆朔听从了他们的意见，选择了这个在当时相当热门、“很好就业”的专业。然后在漫长的抗拒中度过了学业上一无所获的大学四年。 这一沉一浮之间，穆朔认为，都与拆迁有着深刻的关系。如果拆迁发生在高考之前，他会有底气反抗父母的安排，选择真正喜爱的专业，而不会为了未知的就业压力牺牲兴趣。同样，如果没有拆迁带来的物质基础，他不敢如此果断地辞职，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放弃唯一的饭碗。 这一年，穆朔23岁。正从自我认知的迷雾中慢慢走出来，也逐渐读懂拆迁给人生带来的财富之外的礼物：安全感。这让他在面临抉择之时，有余地做出最有利的决策，而不是最安全的决策。 不久，穆朔在一家汽车媒体找到了新工作。拥有退路的自信，让他在工作中不怕担风险，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赏识，升职很快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发现随着担子渐渐加重，在选择安逸与疲于奔命之间，他开始面临新的矛盾。 “你都拆迁了，你干嘛还加班啊？”、“你都拆迁了，这顿饭就你来请吧。”把拆迁的事情告知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后，他常常听到这样的调侃。 明知同事是善意的玩笑。可这会让穆朔很纠结。因为他清楚，拥有高额存款和稳定的房租收入，自己其实可以不必这么辛苦。 毕业同年，三年过渡房生活结束了，他们一家搬到了崭新的回迁房小区。在那里，穆朔再次见到了久别多年的乡邻。他发现，不少村民，甚至有和他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，已经不上班了，在家里靠房租维生，闲来四处旅游，国内国外去过不少地方。 ▵穆朔毕业那年搬去的回迁房小区叫金驹家园，由于位置较偏僻且周边设施还不完善，房源供过于求，租价一直提不上来 他意识到，他和父母至今从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。父母不舍得，他是没时间。 回迁房小区中央有一个健身广场，这里没有下班高峰期，全天都是热闹的。散落的椅子上坐着聊天打牌的居民，讲着属于过去的故事，也憧憬未来的美好。大狗小狗在草坪上欢跳，没有人牵绳。阳光温暖的季节，村民会在这里坐上整整一天。至于太阳从东边滑到西边的过程，他们并不在乎，这和他们的安逸无关。却是人是物非的生活中唯一真正在流逝的东西：时间。 穆朔有一台尼康牌的单反相机，是领到拆迁款不久，父亲硬拉着他去附近的百货商城买的。一向谨慎的父亲只有在儿子身上花钱才慷慨。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，穆朔拍下了回迁房小区里的角角落落，作为新的人生篇章的留念。 可是，他所有的过去，童年、老屋、自行车、柿子树，却和搬家后不慎遗落的相册一起，全都丢失了。 “反正，也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”他轻轻地说，眼睛里没有多少留恋。